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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走出晋商兴衰轮回   

2014-09-24 00:51:3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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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谢勇《走出晋商兴衰轮回》

在这个闷热的夏季,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。9月初举办的国际晋商大会,与天气形成对比的是气氛之“冷清”、缺席者陡增:组委会主任白云不见了,本应该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很多领导不见了,还有,本来作为杰出晋商代表的那些企业家们,邢利斌、贾延亮、袁玉珠、张新明等,也已经不见了。而那些可以参加,有分量够资格参加的本地晋商们,对此“盛会”唯恐避之不及,怕“去了就回不来”。

意气风发的是郭台铭,这位祖籍山西晋城的台湾商人,在如此低迷诡异的情况下,信心满满地表示,今年鸿海在山西新增投资金额将超过50亿元。2014年,富士康在山西的产值一定会超过600亿元。据《山西日报》报道,大会致辞后,王儒林走到前排,与郭台铭等握手交谈。郭台铭在山西的生意与煤没有太多关联,富士康晋城产区主要生产工业机械、自动化设备、精密模具,而太原产区主要是高端手机零部件。也许在王儒林乃至其前任袁纯清看来,郭台铭才应该是晋商未来的代表。

在袁纯清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,他曾经用“资源诅咒”的概念形容山西,他将山西称为“资源诅咒”的中国样本,认为就是资源开发锁闭了发展功能,制约了发展空间,甚或拖累了经济发展。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,成了山西的困惑和苦涩。

更要命的是依附煤炭资源形成的“山头”文化。袁纯清提出,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被资源所主宰,一定是可怕的。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文化被资源所主导,则更加可怕。遗憾的是,前些年资源开采门槛过低、资源红利唾手可得,使一些干部眼中只有煤炭,开口闭口都是煤炭,离开了煤炭好像就失去了活路。这就使三晋文化的特质发生了重大变异,形成了(确切地讲是异化为)以煤炭为依赖的“发展生态”和“资源文化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坐拥丰富资源的山西,经济发展反而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其实,有些话,袁纯清一定看清楚了但没有说出来。比如,依附煤炭资源,山西形成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和路径依赖,更是建立在“黑金经济”上扭曲的政商模式和商业文化,形成了灰色的社会氛围,而在这个氛围下,山西部分官员与企业家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:每一个官员倒下,就牵连到一群企业家;每一个企业家被抓,就关涉众多官员。利益交错,关系盘根错节。即便有人会腹诽“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赚得两个钱,当官的三言两语就拿走了”,却始终无碍官商互惠互利模式的持续运转,无碍做成的一笔笔勾兑生意。

也就是在这种模式下,晋商与“煤老板”几画等号,中国社会不断因为这一群体的暴富与恶俗而皱眉,我们看到了财富,却很难看到晋商身上杰出的企业家基因和创业冲动。资源诅咒,成就财富,却也杀死晋商。

实际上,只要愿意寻找,总会发现这些黑金罪人身上,有一些东西闪烁着异样光泽。比如已经不再是舆论关注焦点的山西商人丁书苗,当反金陵十三钗式欲望想象逐渐淡去,人们终于会注意到被称为“傻娘”的她—曾在改革开放的田野上,挨家挨户收鸡蛋,去做些小买卖,点滴积累着财富。居于她灵魂深处的,是晋商传统中对财富极度渴望,以及获取财富的种种“优秀”品质—勤劳,耐心,嗅觉灵敏,判断力出众,当然,还有对于中国官场的高超领悟力和彻底臣服。

还有这次山西反腐风暴核心人物之一,因7000万嫁女而闻名的邢利斌,1990年,邢利斌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没有去被分配的单位报到,而是开始“创业”,回吕梁的中阳县承包小铁厂。同年,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煤矿,正式进入煤炭行业。据报道,邢利斌介入煤炭生意之初,资金匮乏,就从中阳、柳林等地村民手中集资购买煤矿。邢利斌言而有信,到期就足额支付了集资的本金和利息,当地的老百姓都愿意借钱给他。邢利斌出具的集资借款白条,在当地一度成了可以流通的硬通货。

邢利斌有着超常的胆量和嗅觉,他精准把握住了煤炭价格暴涨前夜的有利时机。长达近10年持续走高的煤炭市场,保证了其一手打造的联盛集团在高杠杆模式下的扩张,链条仍不断裂。可以说,“邢利斌们”就是一个商业奇才,他们的商业才能,对比郭台铭,又差在哪里?

差距不在商业才能,却在其他。邢利斌、丁书苗们的短板,在于缺乏“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” ,在于不去坚守企业家商人的独立地位,在于看不到“官商交往要有道,要相敬如宾,而不要勾肩搭背、不分彼此,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” 。

但这些能完全归咎于这群晋商吗?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,中国经济场中,权力从来都没有缺席。所谓依附资源,归根结底是依附对原材料、土地、贷款等要素资源的分配有着予取予夺的权力。与权力共舞获得成功,同时产生了无数牺牲品。当这些晋商们成为白手套的代名词,企业家精神内核和专业的商战能力,也就蜕变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

“鄙人在海外十余年,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,常无辞以对。独吾有此历史、有基础,能续发达的山西商业,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。”这是梁启超在1912年自海外归来时在北京发表的言论。晋商作为中国第一商帮,对于中国商业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。其一以贯之的“以义制利”的理念,以股份制为核心,包括职业经理人、身股制等一系列先进企业制度,并凭借这些,将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商业做到极致。

问题在于,这些沉淀在血液中的能力与冲动,却无力挣脱官商关系的各色枷锁。只要在这块土壤中扎根,其长出的枝叶,结出的果实,其实都已经注定是什么样子。甚至,比起前辈,今天的晋商更加依附权力,每一次山西省重塑煤炭生产格局,对他们而言都是机会,他们只要能够把权力伺候好,就意味着财富继续膨胀。而对这个国家,则意味着各种荒诞而土气的生活方式、审美趣味继续弥漫,企业家们距离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越来越远。

经济学家道格拉斯·诺思曾指出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。文化乃软实力的集中体现。在全球化浪潮中,产品可以复制,技术可以引进,文化却无法拷贝。根本改变“煤文化”特质,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,应当是谋划发展的战略基点。要走出魔咒,不仅仅是山西经济转型要求解的问题,更需要的,则是重构社会机制以及经济运行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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